世界各国，独爱翡翠的莫过于我国。在传统我国文明里，翡翠被赋予了许多夸姣的意象。我国玉文明在明末清初之前是以和田玉（软玉）为主导的。明末清初翡翠开端涌入我国，但直到清朝中晚期，才开展成为与干流软玉文明显着不同的文明款式。
专家指出，“翡翠”或“翠”在我国古代的指意与今日不同，在不同时期的内在摇晃也很大。大约直到宋代时，“翡翠”指的仍不是今日的“缅甸玉”，但明代徐霞客说的“翠生石”很可能便是咱们所说的“翡翠”了。
尽管有学者以为翡翠在2500年前就现已传入我国，但这种外来矿藏很多输入我国是从明朝开端的观念，现在来看是比较保险的。在这个过程中，广州（广东）区域所起的效果，很可能大大被人所轻视。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粤海关进口记载供给要害依据
从广东的规划来看，广州玉器墟、揭阳阳美、南海平洲、肇庆四会分别为我国现代翡翠最重要的买卖加工集聚地，据称这四个区域加工批发的翡翠玉器占我国翡翠玉器商场70%以上的比例。这难免牵出一个问题：已然云南是前史上公认的翡翠买卖中心，那么广东如此规划的翡翠加工、出售产业链，是怎样构成的呢？广东在翡翠买卖史上，是否还有一些咱们不曾知道的故事？
中山大学的杨萍、丘志力等几位学者近年提出一个观念，以为广东（广州）是我国清代晚期最重要的翡翠买卖口岸。他们进一步提出，广东翡翠买卖自清代开端现已颇具规划，广东人早在清代初期便是缅甸翡翠重要的买卖集体。不过要证明这一点一直以来都不简单，首要是相关的切当依据太少，一些很要害的问题，比方其时的翡翠运送，除了陆路之外，海路的状况怎样样？
2006年，几位学者在广东省档案馆收藏的微缩胶片《粤海关志》中发现了1877年~1896年广州海关买卖季报的原始材料， 该材料对1877年和1878年每一季度的进出口买卖状况都做了具体的记载，并与曩昔四年的进出口量分华章进行了比较，当中就包含了对“jadestone（硬玉）”质料买卖的状况。从笔迹等判别，这份记载的记载者应该是外国人。
此前好久，在粤海关的记载中，我国传统的软玉就现已用“nephrite（软玉）”来标识，并且考虑到其时国内对进口除软玉和翡翠之外的其他“玉石”的需求并不剧烈，所以很有理由揣度，这些“jadestone（硬玉）”指的便是翡翠。
这也能够从别的一些旁证中得到证明，比方有缅甸学者就指出，“1831年~1940年缅甸大部分经验丰厚的我国翡翠商人都来自广东，大部分的翡翠质料也出口至广东”。
海上曾有一条“玉石交通线”
今日，即便对宝玉石没有太多了解的人，也知道最好的翡翠出自缅甸，我国人在缅甸的翡翠出产中发挥了重要效果。早在清代，缅甸挖掘的翡翠首要进入我国，这并非忽然呈现的买卖路途，而是和前史上两国之间悠长的商业来往有亲近的联系。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讨生学者林锡星指出，我国和缅甸最早来往至迟可追溯到公元前122 年，“中、缅、印三国之间在公元前就存在一条陆路通道。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和互市买卖很频频。据前史记载, 从西汉至元末，上下千余年，我国与印度之间，经过云南和缅甸的交通线，始终是通行无阻的”。
而除了我们熟知的西南区域与缅甸的陆路交通，两国之间还有一条海上交通线：从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内河航道抵永昌，再转到我国内地，“早在公元前140—87年，我国人就从广东远航丹那沙林、卑谬、蒲甘等乡镇进行互易商货买卖。”林锡星还进一步指出，“东汉时，云南永昌成为我国西南对外买卖的中心区域, 海路则以广东为基地。经缅甸进入我国的货品有：象牙、犀牛角、光珠、翡翠、孔雀和猩猩等；我国输往缅甸或由缅甸转口的首要是我国西南区域的丝绸和土特产品。”
元明之后，中缅买卖的重点是玉石，云南设立了专门担任采办缅甸宝藏的宦官，大批华裔也在八莫等缅甸城市集合，做玉石收买与转运。入清，据1795年英国人赛姆斯记载，郊外的河滨已有“缅王码头”和“我国码头”。按其时缅甸王国的海关法令，我国的帆船均遭到劐免各项赋税的优待。
林锡星指出，华人的帆船一直到19世纪末叶仍行进仰光及其他南缅各港口，直至洋船业鼓起时停止。这一时期去仰光的我国帆船以粤闽帮为最多，粤帮的帆船有：广悦兴船、广和兴船、三合公司船、万利兴船、永义成船、广衡昌船、广连昌船、义合源丰船、万财利船、万兴利船、万成利船、利源船、沈义合船、万成船、广源船等。可见广东商人、华裔在促进中缅之间海上买卖的来往方面，奉献是很大的。
晚清时期为何钟情翡翠
从扑朔迷离的商业行为中估出清代或清中晚期进入我国商场的翡翠数量，是件很难的事。不只因为原始记载严峻缺少，并且还有各种不标准称号带来的紊乱状况。
丘志力等学者引缅甸学者的研讨指出，翡翠在缅甸具有必定的重要性是在Konbaung（贡榜）时期(1782-1819年)，其时翡翠由华人独占挖掘，“但关于该时期挖掘及买卖的数据现在没有见任何记载”。林锡星曾特别写道：“1861年，第一艘广东籍的商船由海路经仰光沿伊洛瓦底江北上，到曼德勒收购玉石运回广州。”一些学者指出，假如此说确凿，那么可视为翡翠开端很多进入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个重要时刻点。
缅甸的翡翠原生矿发现于1871年左右。前文所述的粤海关记载中的“jadestone（硬玉）”的进口量，除了1873年，根本在100~200吨之间。谷娴子、杨萍、丘志力等学者取其平均值的1/10作为大略的基准，预算1872年~1911年经由广州海关进口的翡翠质料应在6500吨以上。这个数量其实现已相当大了。
固然，因为有利地势之便，云南一直是翡翠等缅甸首要物资进入我国的最重要通道之一。不过陆地马帮运送有其下风，比方路途难行、地方武装众多等，海路运送虽不能彻底脱节以上问题，但整体而言受影响相对较弱。英国人市赛尔在所着《东南亚的我国》中提道“有船自勐拱运走大批玉石，石块大到三人才干举起”。尽管不能断语这个船便是广东船，但明显海上运送在翡翠出口中，是一条老练的途径。
同治四年，慈禧太后掌权，她对“正人之宝”的和田玉器并无多大爱好，对色彩五光十色、鲜艳华贵的“绿玉”却钟情有加，不断向编织、盐政和各地海关索贡。清宫造办处依照她的旨意制作了很多首饰。光绪末年，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叙，其时北京玻璃厂“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扳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丘志力等指出，现在我国故宫及民间所见的清代翡翠玉器，绝大部分均为慈禧太后特别喜爱的扁方、簪、坠、戒指、手镯和佩饰等翡翠玉器饰物，而非关乎朝廷礼制的玉石重器，可见翡翠的确是在慈禧时期才从民间走向宫殿，成为玉石新贵。
为什么在其时会发作从“和田玉”到“翡翠”的改变呢？丘志力等学者以为，晚清社会变革剧烈，和田玉所代表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在人们心中的方位及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力产生了不坚定，而西方的审美观，跟着西洋油画、自鸣钟、怀表等一同进入清代宫殿。有玉的质地、色彩丰厚而富于改变的翡翠，正好填补了皇室和贵族奇妙的审美心思改变的空档，然后占有了重要的方位。
